導讀工作之愛會戕害個體愛欲——無論是對戀人的愛，還是對家人朋友乃至其他社會成員的愛，這是不可承受的工作之愛。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個名為“996.ICU”的....

工作之愛會戕害個體愛欲——無論是對戀人的愛，還是對家人朋友乃至其他社會成員的愛，這是不可承受的工作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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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個名為“996.ICU”的項目在Github（一個面向開源及私有軟件項目的托管平臺，因為只支持Git作為唯一的版本庫格式進行托管，故名Github）上出現，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程序員的熱切關注。

“996.ICU”針對的是這樣的境況：每天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一旦生病就有可能被送進重癥監護室（ICU）。這并不是夸張，科學上已經有很多研究證實了長時間工作與身心健康問題之間的因果關系。雖然在社會認知中程序員是高收入、高技能的精英群體，但長時間加班所帶來的身心之痛和情感紐帶的匱乏也是切切實實的，這也能部分解釋為何會有那么多程序員起而響應這個反“九九六”的項目。“精神健康的人，總是努力地工作及愛人，只要能做到這兩件事，其他的事就沒有什么困難。”很多人可能都聽過這句話或者與此類似的表達。雖然這些關于“愛與工作”的名言并非如流傳的那樣出自弗洛伊德，而是源于后來人的編造（見Alan C. Elms,“Apocryphal Freud: Sigmund Freud’s Most Famous‘Quotations’and Their Actual Sources”,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2001, Vol. XXIX, pp. 83-104），但也從側面表明了，在大眾觀念中，工作與愛對健康來說的確非常重要。

弗洛伊德確實談及愛與工作，但是與大眾觀念中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在大眾觀念中，“愛”通常指的是兩個人之間精神性的浪漫愛，“工作”通常指的是可以讓我們安身立命、為我們帶來成就感和意義感的生命活動。這種理解背后所反映的其實是現代以來的兩種意識形態：愛情的意識形態和工作的意識形態，前者讓我們相信愛情能夠帶來幸福、完滿乃至拯救，誘導我們墜入愛河，奉獻一切，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后者讓我們相信工作能夠提供意義、自我實現乃至拯救，說服我們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其中，全力以赴，任勞任怨。確立愛情，擁抱工作，便可以實現身心健康，很多軟文和雞湯文都喜歡引用“愛與工作”的說法，這也就不難理解了。但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兩個人之間的愛主要是性欲的愛；至于說工作，弗洛伊德的態度是兩難的：一方面，他認為“我無法想象，完全沒有工作的生活會令人感到安逸”，并且認為實現性欲上的快感與實現工作上的成就或野心并行不悖；但另一方面，他將工作視為一種強制，一種必然性：“人類的群體生活有著雙重的基礎：迫不得已的工作—這是外在必然性所造就的，和愛的力量—這使得男人想要將他的性欲對象即女人留在身邊，同時也使得女人想要將從她身上分離出的一部分即孩子留在身邊。性愛（Eros）和必然性（Ananke）是人類文明之母。”這里弗洛伊德針對的并非個人健康或幸福，而是人類文明的總體發展。愛和強制性的工作讓人類共同生活，展開協作，發展文明，但以工作為基礎的文明會對人的性愛和本能造成壓抑效果。因此弗洛伊德慨嘆，盡管性愛生活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但卻在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中被擠壓到了較為邊緣的地位。在當下中國，以“九九六工作制”為代表的加班文化的泛濫不正是造成人的欲望萎縮、愛欲關系缺失以及生育率下降的元兇之一嗎？在加班文化同樣“發達”的日本，出現了很多探討“社畜”問題的電視劇，如二○一八年的《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和二○一九年的《我，到點下班》，在中國也引起了廣泛共鳴。提倡努力奮斗的工作意識形態造就了當下一個吊詭的現象：一方面，信息技術和社交媒體的發展讓“休閑性”唾手可得；另一方面，當代人越發難以找到合適的愛欲對象。單身成為社會性問題，甚至有社會學家說我們進入了“單身社會”，這在中國也滋生了為一個人提供個性化產品和服務的“孤獨經濟”。因此，除了在法律上認清“九九六工作制”的非法性，我們也應該認真反思工作的意識形態——這在社會上表現為“愛工作”話語的泛濫。這種話語引誘勞動者毫無保留地將力比多能量投入到工作之中，放棄與家人之間的親密關系，積極建立與工作之間的“浪漫愛”關系。如喬布斯所言：“工作將占據你生命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從事你認為具有非凡意義的工作，方能給你帶來真正的滿足感。而從事一份偉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熱愛這份工作。”馬云更是直言不諱：“我希望阿里人熱愛你做的工作，如果你不熱愛，哪怕八個小時你都嫌長，如果你熱愛，其實十二個小時不算太長。”工作的意識形態勸導我們要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就像墜入愛河那樣。但這種“奮斗精神”很容易導致工作倦怠（burnout），這種倦怠除了損害身心健康之外，還會導致勞動者與家人朋友的心理隔絕，從而導致愛的關系的萎縮。工作之愛會戕害個體愛欲——無論是對戀人的愛，還是對家人朋友乃至其他社會成員的愛，這是不可承受的工作之愛。

“愛工作”話語大行其道的深層原因其實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造成了勞動者工作境況的惡化，誰不能全情投入，誰就會被淘汰，具體到“九九六工作制”及其背后的愛工作話語則是因為中國互聯網行業的不景氣。文明的進程并未如馬爾庫塞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樂觀期待的那樣，實現勞動的愛欲化和人的真正自由。在八十年代之后，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和勞工力量的弱化，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一改下降趨勢，開始持續增多，勞動者的境況呈惡化趨勢：工作越來越不穩定，薪資待遇越來越差，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墮入“窮忙族”的隊伍。時間來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技術依然在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相應地，生產力也在大踏步地發展，但是人類的工作時間卻依然有增無減，過勞問題成為全球性現象。這又造就了一個非常吊詭的現狀：一方面是對人工智能導致大失業前景的憂心如焚，另一方面卻是工作時間的有增無減。問題在于，大失業或“工作的終結”是個迷思。人工智能能夠解決部分工作任務，但不可能大規模取代人類，這種強人工智能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從現實來看，主要發達國家的失業率在近些年來一直呈下降趨勢，完全沒有大失業的跡象。以英國和美國為例，截至二○一九年四月的三個月中，英國失業率為3.8%，為一九七五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截至二○一九年十月，美國失業率為3.5%，為一九六九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這并不代表英美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起碼對普通勞動者來說并非如此。關鍵的問題不是大失業，而是隨著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中產階級工作會越來越少，工作兩極化日益明顯—一極是少數高工資的精英工作（主要在科技金融領域），一極是大量難以被機器取代的低工資工作（主要在低端服務業），后者正是未來主要的就業增長點。以美國為例，盡管失業率創歷史新低，但是相較于生產力的增長，很多勞動者的工資并未見漲，低薪勞動者在總勞動人口中的比例在升高。據對美國二○一二至二○一六年勞動力數據的統計，美國十八至六十四歲的勞動人口中，有五千三百多萬（超過44%）的勞動者屬于低薪勞動者（MarthaRoss and Nicole Bateman, Meet the low-wage workforce, November 7, 2019）。失業率雖然降低了，但工作的品質也在下降。在這樣的境況下，勞動者除了“主動”熱愛工作以期獲得老板的青睞，似乎別無選擇，但是這種工作之愛無疑會嚴重地損害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愛欲關系。中國的反“九九六”運動拋開“工作之愛”，根據《勞動法》提出關于勞動時間和勞動報酬的訴求，這無疑是具有重大進步意義的。雖然工作對我們來說的確至關重要——除了提供收入來源之外，工作也是社會紐帶、身份感、成就感和意義感的主要來源。我們依然處于生產或者工作（work-centered）社會中—但我們依然需要深入反思“工作之愛”，在爭取更體面收入和更多自由時間的同時，也要思考如何重新組織工作，從而在工作中獲得滿足，并與愛人、家人、朋友，乃至其他社會成員確立健康的情感/愛的紐帶。　　原載《讀書》2021年第2期本文由王行坤老師授權本號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