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維舟世上的大部分工作，都不見得多么有趣，對很多人來說，只是為了糊口而強自忍受的一份苦役，只是在失去它的時候才赫然意識到：工作并不只是工作。對工薪階層來說，....

◎維舟

世上的大部分工作，都不見得多么有趣，對很多人來說，只是為了糊口而強自忍受的一份苦役，只是在失去它的時候才赫然意識到：工作并不只是工作。對工薪階層來說，上班的地方既是工作場所，也是社交場所、乃至文化沙龍。正因此，日本不乏這樣的現象：許多人在退休后陷入抑郁。因為工作幾乎是他們與社會的唯一聯系，失去工作在實際效果上等同于被流放，都是被逐出原先的生活圈子，生活節奏也被打亂了——工作就是他們的生活。

中國人直到受疫情沖擊，才逐漸深切感受到這一點，但在美國，這早就出現了：大致從1970年代中期起，隨著美國的“去工業化”并向后工業社會轉型，“工作”的門類、報酬、意義、前景和目的，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國的跨國企業為了應對不斷加劇的競爭，通過將大量工作離岸外包來削減成本，其結果是1979-2012年間，美國流失了多達80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雖然這樣的改革其實優化了美國的經濟結構，老板們也賺得更多了，但在全球攫取利潤的大公司可不像原先的企業那樣注重回饋本地社區，最終的結果很吊詭：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本地就業機會的增多。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調查發現，美國有一半的成年人曾經歷過與工作相關的困難，包括失業、減少工作時間或非自愿地轉向兼職工作。

當然，互聯網經濟也催生了許多新職位，但那不僅數量很少，且大多僅限于知識精英。新經濟結構創造了一個“雙層服務工作體系”：管理崗位增加，但制造業工人不僅就業機會大幅下降，且度日維艱。有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坦然道出了殘酷的真相：“互聯網掏空了中間部分，提升了高低兩極。麻煩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這不是一件小事，因為那種“靠個人努力就能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美國夢”，極大地有賴于一份體面工作的可獲得性，如果現在這樣的工作機會只剩下金字塔頂端的少數，那勢必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競爭的內卷化。事實上，已有很多專家學者憂慮，那將是“美國夢”的破滅。

由于像這樣的社會變遷，常常在數十年里一點點推進，因而只有將視野放遠，才能看清世道是如何變化的：在更早的時代里，奴隸般的長時間工時捆綁往往是低收入工種的標志，然而現在這卻成了管理精英們地位和權力的象征，常常還被用作他們理應得到高薪的辯護理由；新技術的發明看起來是好事，但問題是你可能也成了被節省的勞動力；與此同時，為了隨時隨地得到勞動力，零工曾被廣泛贊許為“自由”和“靈活性”，直到人們逐漸意識到，在這樣不確定的職業前景上，他們可能也對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

新時代的首要特征，恐怕就是一種新舊結構交替之下的失衡中出現的風險增加，而這種風險通常都由最弱勢的群體承擔了。新經濟已經破殼而出，但卻遠遠沒達到完全取代原有模式的地步，雖然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只有初創企業才能不斷帶來就業增長，然而現實是：創業精神雖然乍看起來是“進步引擎”，但它們卻不一定比傳統企業更具創新性或生產力，大約90%的新公司都迅速失敗了，平均而言撐不過5年。難就難在這里：過往的經驗已無法告訴我們怎么往前走，但未來應該是什么樣，又模糊不清。

《工作：巨變時代的現狀、挑戰與未來》的一個重要發現是：雖然美國企業文化中普遍將“激情”（passion）推崇為一種極好的職業品質，但它卻并不必然是好事。一個過分熱愛自己工作的人可能做過火，絕大多數人的工作動機談不上多么渴望新奇或挑戰，他們要的只是穩定。

這并不只是中國人說的“鐵飯碗”，而代表著一種價值理念上的差異：那種“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的意識，其實是對職場精英而言的，因為“高風險高利潤”意味著前面確實有獎勵等待著他們；但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與自己崗位融為一體的全力以赴，卻可能是不可承受的。因為如果你在工作之外沒有自己的生活，那么一旦被解雇或降職，那將是可怕的精神打擊。

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在長篇小說《米德爾馬契》所預見的風險，在當下比過往更為真實而迫切：“如果一個人把一件工作看得像生命一樣重要，現在它卻面臨著中斷的危險，眼看畢生的心血即將付諸東流，成為誰也不需要的廢品，那么，為克服這種恐懼所作的內心掙扎，難道不是最崇高的悲劇，能夠與之相比的情況很少嗎？”

隨著當代人可預期壽命的延長和社會變遷的加速，一個人要想在三四十年里安穩、專注地守著同一份工作，也變得越來越難了。這造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壓力，因為人們的生活既需要變化，但也需要基本的穩定。真正的解決之道可能是在不確定性中重建平衡：既能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但也不期望能做到老，至少讓自己能從工作之余的生活中得到精神的滋養，不至于哪天失業后就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與此同時，就像在美國很多老工業區已經反復出現的那樣，由于再也沒有確定的某個行當了，任何人想要生存下來，都得從事不止一個行當。

毫無疑問，工作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都非常重要，但它應當是我們達成其它生活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哈佛大學經濟學者麗貝卡·亨德森有力地表達了這一點：“沒有人喜歡精疲力竭地下班回家，然后向配偶解釋說：‘我的晚歸是因為，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這樣的生活對許多人來說毫無意義。”

無意義的生活是不堪忍受的。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在他那本早已成為經典的《白領》中曾指出，小企業家社會是“中產階級的理想、抱負和神話的溫床”，涉及每個人的自尊心。他說，在這樣一個非凡的時代里，工作能促進人性的發展，因為“通過自己的努力，人可以實現一切；通過工作，人就可以成為造物主”。然而，對工作的愛恨都不是人類天生就有的東西，工作本身并沒有內在的特定含義，從工作中得到意義在戰后初期甚至是一種特權：“創造性工作帶來的這種快樂越來越局限于少數人，對大批的白領工人來說，就像對普通的工資勞動者一樣，工作既不是為上帝服務，也無法使他們產生神圣感。”

現在，這種意義感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需求，人們不僅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義，甚至愿意為此付出代價。日本學者堺屋太一1985年就曾在《知識價值革命》準確預見到，到了知識價值主導的后工業社會，將普遍出現這樣一種現象：“體面”的企業工資雖低也仍人才濟濟，“不體面”的企業即使工資高出許多也沒人愿意來工作——這種所謂“體面”，其實完全是一種主觀感受，也就是“讓自己感覺良好”的那種東西。換句話說，人們所想要從工作中得到的，金錢報酬至少已不是唯一的因素，還希望經由這份工作，獲得某種“有意思”的新鮮體驗，成長為不一樣的人。

鑒于工作對各方面的潛在影響和社會貢獻，單純用GDP其實是難以全面評估其真正價值的。也因此，對現代社會來說，工作所遇到的重新界定和挑戰，其實遠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也對社會心理造成深遠的沖擊，并召喚相應的深刻改變。確保所有人都有好工作，也不僅僅取決于某項經濟舉措，而是首先需要認識到：工作失調本身就是社會危機的征兆。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僅需要應對挑戰的政治意愿，更需要一種集體想象力。愛因斯坦說得對：“想要解決問題，就不能在制造問題的水平上思考。”盡管看起來很難，但機會永遠來自對社會變化和人們真實需求的洞察，只有正視這些問題本身，我們才能創造性回應變革，并把挑戰轉變為向前邁進的機遇，更好地在新的社會生態中生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