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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選擇的職業和國家需要是密切又密切，我們是順潮流而動。在一條大河中，我們努力又努力地劃船，向著我們共和國的方向，也向著自己的志愿努力去做?！獓鴦赵盒侣勣k原主任?趙啟正

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核物理專業學生，投身新中國核事業

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9歲，可以說從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我的記憶是完整的。我1958年考上大學時，大學擴招。中國后來碰 到三年困難時期，農業歉收，有些學校不能堅持下去，但我所在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堅持下來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中央考慮到我們“兩彈一星”的人才需要才成立的。當時西方不只是在器材和科研成果方面，也在人才培養方面遏制我們。我就在這時候進入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很多著名科學家像錢學森、錢三強、趙忠堯等都是我們的老師。在我大學畢業時，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專家撤退，我們就被分配到科學研究的第一線。如果他們不撤退，我們只能作為蘇聯專家助手的助手去參加一些輔助工作。他們撤退了，我們就成了主角。原來蘇聯專家做的事情我們就直接做了。

如果當時中國不這樣做原子彈研發的人才準備，這個領域我們會耽誤五年到十年；如果當時我們不及時開展這項研究，西方對我們的遏制就會更嚴重。所以，中央決定做“兩彈一星”的研發是非常英明的，奠定了中國崛起和不受外國侵略的基礎。可以說正因為這樣，我們年輕人都有機會做貢獻了。我有機會參加這樣的工作，是非常榮幸的事情。今天回顧起來，如果跟子孫說還覺得有點驕傲，我們從大學畢業就沒閑著，一步一步地做這么多事情！你看，導彈發射也好，核彈爆炸也好，都有我們這輩人的貢獻?；乜串敃r的科學技術水平以及我們個人的學識，比今天的青年人那是差多了，但當時我們還是在一個比較領先的位置。

浦東奇跡開拓者和見證者，享譽國際的“浦東趙”

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大量地缺少干部，因為“文化大革命”，我們培養的人少了。這時候鄧小平同志說要恢復高考，哪怕早一年都是好的，所以1977年就開始招生了。在這種大背景下，我離開了從業20來年的工業技術研發領域，投身人才培養和輸送的新征程，1984 年到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組織部就盼著新的大學生們到來，但面臨的現實是一方面沒有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即使新大學生來了也不能立刻去當領導干部。怎么辦？我們組織部就要采用各種培養方法幫助他們盡快成長。從1992年秋天開始，籌備新區就成為我的主要工作了。我們當時為浦東新區選了八百名公務員，這就是后來輿論上說的“浦東八百壯士”，這是我的新征程。

“四小龍”崛起時，西方世界對它們并沒抱有警惕，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轉讓上相對寬松。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們則有幾種心態：一是你們根本做不成；二是如果你們硬做，我們不會在政策和科技上大力支持你們，要警惕你們成為我們的對手；三是如果真的有前景，我們也會搭這個便車。這些心態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用國際表達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就顯得尤為重要。

國外心態復雜的同時，中國國內地區差異也很大，關系很復雜，哪個地方先開發，哪個地方后改革，需要理順各方面的關系。為了吸引外資，我們每天要接待很多批來訪者。那時一天接待七八批外賓都是正常的，有時甚至從早到晚需要接待十幾批次。我們真誠地向來訪者介紹浦東的基礎建設、投資環境和發展戰略，讓浦東交到國際朋友。其中就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前總統老布什、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等，他們中有些來過浦東好幾次。

我在上海工作時，基辛格博士幾乎每年都要來一兩次浦東，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整體，了解了浦東，就可以回去告訴美國人整個中國的情況。1995年基辛格參觀東方明珠電視塔時說過這樣一句話：“西方報紙說你們的浦東開發只是一句口號，你們中國只是做個姿態，只是一種政治宣傳。但我看了浦東的規劃，覺得你們是實際行動，不是空話。”若干年后，浦東變化了很多，基辛格只要跟我見面，都會很得意地說：“你看，我當時說對了吧？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一句口號!”

我這個“浦東趙”的說法現在回憶起來，其實是有兩個稱呼，一些國際友人稱我“Mr. Pudong”（浦東先生），港澳臺及海外華人則叫“浦東趙”，中國媒體就也跟著這樣表達了。我自己非常不敢當。如果把浦東開發比作一支交響曲的話，這個交響曲的總譜就是我們偉大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譜寫的，而黨中央歷屆領導就是這個樂隊的指揮，我有幸成為在上海的這支樂隊的一名演奏員，努力彈奏和發揮自己的作用。

經濟全球化：期待上海擁有世界經濟對話的強大話語權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大陸還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和世界最發達的幾個城市相比。像倫敦、紐約、巴黎、法蘭克福、東京和香港這些城市都是國際交流中的一個中樞，也就是說國家和國家的對話基地。上海雖然在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工商城市，但是和這些世界一流城市相比它各方面都還太弱。

我們一直在考慮中國經濟的崛起，因此中國擁有這樣的一個中樞性經濟城市是必需的。開發浦東的目的是振興上海，振興上海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有一個世界級的大城市，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參與到世界經濟當中去。所以，浦東開發的意義不是限于浦東，不是只疏解浦西的人口和工廠，而是考慮面向太平洋。

當時我們在地球儀旁邊思考浦東開發，就是基于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認識，我們不能落后，我們要按照高水平來規劃，按照高水平來建設。所以，浦東開發從一開始就用了比較高的標準，不是急于求成，但是也絕不有意地放緩速度。

它未來應該成為像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那樣的世界上最卓越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為中國在這個時代的世界經濟對話中贏得強大的話語權。

中國新增六個自貿試驗區，我們過河可以摸的石頭

不止一塊兩塊你們讓我談談中國政府2019年8月宣布的新增六個自貿試驗區這件事，我先說自貿區這方面中國比較成功的地區是深圳、上海等地，其實不止，因為這些地方做得規模比較大，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中央一直希望發揮各地的積極性，可以說深圳很成功，浦東很成功，但兩個地方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中國很大，地理條件或者說地緣經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中央現在決定開多個新的自貿區。新增六個地區的地理環境、經濟背景、國際交往的方向都有所不同，它們本地的經濟狀況也不同，顯然能夠創造出不同的新模式來。這種模式并不是要做全國推廣，而是做區域性擴展，和它類似的地方就可以多參考。也就是說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的石頭不止一個，石頭就是試驗區，我們要多個。

駁斥“考克斯報告”，“中國趙”享譽世界

到國務院新聞辦任職后，我參與了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化建設的過程。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一直是有的，只不過以前不普遍、不經常。有的地方不怎么舉行發布會，這就有問題了，因為我們不講中國故事，國外就會有人講失真的中國故事，甚至是假的中國故事。人家講了假故事怎么辦？假故事跑得快，因為它離奇，因為有人在用心推動。真故事追上假故事要費很大的力氣，先入為主在各國都是一樣的。

我就親身經歷了這樣一個案例。1999年美國眾議院一個叫考克斯的議員提出，中國的兩彈技術都是從美國盜竊的，他發表的“考克斯報告”在全世界影響很大。但我們發現這個報告完全沒有根據。我們決定立刻召開新聞發布會，把“考克斯報告”拿出來，讓大家看看他哪句話是真的。

考克斯說中國盜竊了哪幾種核彈，其實這幾種核彈的資料在美國武器研究所的網站上都有，包括它們的型號、功能簡介等。這是公開的資料，怎么能把盜竊的罪名安到我們頭上呢？“考克斯報告”甚至稱中國盜竊了一個原子彈設計的程序。可惜的是，考克斯先生很無知。這個反應堆設計程序，是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公開的程序，并不是原子彈的程序，他居然也當作證據來說中國盜竊！

這就是一個假故事。假故事已經發生了，傳播了，怎么辦？我們來講真故事。我們當時就以新聞發布會的方式，把真故事講清楚，借助參加發布會的眾多外媒記者的報道，把中國的聲音傳播到了世界各地，把“考克斯報告”引發的負面影響都化解掉，同時為中國科技研發能力正名。

公共外交的倡議者和推動者

現在流行一個說法叫公共外交：隨著國際交往增多，各國公眾也在向外國表達本國。公共外交的承擔者很大一部分是公眾，公眾說的話和政府說的話加在一起，這才是完整的國家形象。中國的故事要靠我們中國公眾去講，這最真實、最有情感、最有說服力。老百姓講述中國真實形象的中國故事更有益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有益于普通外國公眾認知真正的中國形象。如果外國公眾對中國有了較正確的認識和較友好的態度，那么肯定也會影響外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會不顧及民意。

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公共外交的使者，很多時候老百姓講的故事，比官員干巴巴的數字和報告要生動有趣得多。我曾經在不同場合分享過一個有效公共外交案例。有一年，我陪著亞洲某大國的總統到上海一個郊區的鄉里去參觀。鄉長拿出三張紙，就像作工作報告一樣照本宣讀。講了當地政府的GDP和投入產出，他們修了多少路，蓋了多少房，有多少財政收入。這位總統聽來 聽去不太理解，他疑惑：“你這一個鄉，這一年收入5000萬，到底算是多呢還是少呢？你們蓋這么多房，到底你們應該蓋這么多呢，還是你們破了紀錄？我不明白?！?/p>

鄉長冒汗也沒有轍。我們接下來就去參觀一個農民的家庭。一位50歲的農婦，向大家介紹她家的新房子，說：“這是用我先生打工賺來的錢蓋起的新房。這間房是我和我先生住的，這一間是我兒子和兒媳婦住的?！蓖鈬偨y問她：“為什么兒子和兒媳婦的房間比你們的房間大，比你們的房間光線好？”這位農婦回答：“在我們這里，兒媳婦就是貴客啊，是我們家最寶貴的，當然最好的都給她啦?！边@位總統若有所思，哦，中國是這樣的。而在他們國家，兒媳婦如果不帶來嫁妝，就要受歧視，就要為全家服務，像一個雇工一樣。他悟到了中國社會主義中有一條，那就是中國婦女地位高。

這是很典型的公共外交案例。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中國故事這本厚厚的、由14億頁碼組成的書籍中的一頁，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可能遇到其中的幾位，那么這些人的言行舉止就代表了中國的形象，所以說每個人都要講好自己身邊的真實的中國故事，我們都是中國故事的敘述者。

一幅漫畫引發的思考

中國真正的形象就是真實的中國的形象，這個我們不能容許別人去歪曲。但事實上很多人在歪曲，那我們的任務就是澄清，說清楚，說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國即使有缺點，我們也不隱瞞，因為我們在改進。

目前世界輿論場上中國的形象比中國實際形象要低，我希望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能達到符合我們真實水平的高度。政府、媒體、公眾都要承擔起這一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傳播責任。

在向世界說明中國的時候，同時要注意國際上對中國發展的認識誤解，并及時撥亂反正。我任上海市副市長期間，接受《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的采訪。采訪內容在1996年1月7日的《波士頓環球報》星期天?？牵饷娲髽祟}為“世界，要不要懼怕中國？”。報社出大篇幅報道了中國和上海。文章開門見山就說：“在中國——一個正在強大起來的超級大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肯定會帶來一個文明社會嗎？還是會帶來一個更為強大的獨裁社會？”

文章還分析了中國、美國兩國國內存在的樂觀派和悲觀派對于兩個國家關系的預測，同時援引了當時的專家學者對于未來中國可能的五種走向預判。但是，更引起我關注的是封面配本文的大幅漫畫，一雙碩大的筷子正夾著幾面美國國旗當菜吃。我于3月1日寫信給該報總編，表達了不能同意這樣一幅漫畫的寓意和文章中的一些觀點。我想聲明的是：中國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個國家當菜吃的習慣，恰恰相反，任何一個熟悉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中國確實曾被世界上的一些列強當 作一道好菜瓜分過。如果認為哪個發展中國家一旦強盛了就要把其他國家當菜吃的話，這將是一個荒謬的邏輯。按照這個邏輯，世界只能維持現狀，窮國只能當窮國，富國永遠是富國。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畫出這樣一幅漫畫，即一個超級大國的叉子正把其他國家也當作一道道菜肴吃掉呢？

我這封信后來刊登在1996年3月8日出版的《波士頓環球報》星期天?？希⒓恿藰祟}：中國不認為世界應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格局。信發表后，在美國的華人朋友來信說，這是他們見到的在美國報刊上第一次出現駁斥“中國威脅論”的文章。“中國威脅論”也是一個非常值得中國學界和新聞界好好研究的課題。誰最先提出來，在怎樣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國發展到底威脅了誰，歐洲、美國、亞洲？現在美國國內反華派也在叫囂“中國威脅論”，那么我們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去應對，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和平發展從來不會成為其他國家的威脅，世界不要誤讀和扭曲我們的發展？我們缺少這樣的人才在世界上有效發聲。英文水平好的媒體工作者不應該局限于報道某些事件，應該同時分析前因后果并 做有效深度探討，在國際輿論場上發揮更大作用。

“向世界說明中國”是我們長久的任務

基于國際輿論時刻在變化，我們要敏感，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要了解國際對中國的觀點。如我一直指出的，國際上的中國輿論和中國形象，比我們中國的實際低了很多。除了外面對我們的曲解，這里面也有內部原因。

不同語言的民族得以共存與溝通，必須借助語言的翻譯。我們需要造就強大的翻譯隊伍，通過翻譯準確傳播國家關鍵話語， 而外宣媒體從業人員的外語水平提高更是迫在眉睫。

首先，我們的母語是中文，我們大多數記者的英語水平達不到人家的高度。我們的媒體從業人員在用英語做新聞報道的時候語言駕馭能力沒人家用英語作母語的人那么強。

其次，我們記者的思維方式也是中國式的。我們的表達風格， 外國人是不是能夠理解？是不是看了第一段以后就很高興地又要往下看？這些值得反思。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我們的新聞報道和外國的新聞報道，是不太一樣的。他們的第一段往往從一個小故事開始，講一個引人入勝的讓你興奮起來的開頭，然后你就有興趣往下看。而我們可能講一個很宏觀的描述，然后再進入細節。我 們需要思考給外國人看的東西和給中國人看的東西，文體上應該有些區別，而我們的記者要具備這么一種轉換能力。

2019年9月6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2019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發表以“如何增強中美互信”為主題的演講。他首先與大家分享了一個自己最喜歡的電影場景，這部叫《火星救援》的電影他前前后后已經看了三遍。

托馬斯從電影里面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中國國家航天局的國際救援切入，講述為了不讓困在距離地球2.49億英里的火星上的美國宇航員馬特·達蒙餓死，中國航天官員自發開展了國際協助救援合作。在中國國家航天局與NASA的共同努力下，載有補給的火箭成功發射，與美國宇航員成功實現太空對接，使他們能夠返回火星進行救援。

影片最后，觀眾們看到中美兩國的航天局領導并肩而立，與世界各地的人們一起慶祝這次救援任務的成功。一篇評論做出了這樣的評價：“這充分證明了外太空合作可以促成的利益與友好。”托馬斯這時候水到渠成轉換到他本次演講的主題：它向我們表明，當中美雙方彼此信任時，我們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就——我們甚至可以成功拯救火星上的一個人。他進一步提出：無論如何，我們需要把《火星救援》這部電影的精神重新注入現實的中美關系里。

這種就是國際一流傳播學者展示的講中美故事的典范。我們從政府官員到媒體從業人員，都需要好好學習，并運用到實踐中去。在現實中，我們的官員還是不敢放開刻板的講稿，不敢講生動的故事，拘泥于生硬的數字報告，傳播效果就不會太理想。

給今天同樣優秀的年輕人的建議

的確，我的各項經歷都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結合的。如果說 我們國家沒有發展國防工業，如果我們沒有決定對外開放和浦東 的開發開放，如果我們沒有決定和世界建立更密切的一種輿論的 聯系和傳播，我就沒有機會參加這些工作。我覺得年輕人生長在 一個新時代，這也是個幸福的時代，可以隨著我們國家的進步， 自己也得到發揮、得到進步。

我們國家的需要是很多的，你有哪些特長，在哪些方面有興趣？同時正好有那方面的機會，這你就是幸福的了，你就能夠為國家做貢獻了。將來回憶起來，你的每年都是實實在在的，而不 是虛度了。

我們那時候沒有自己去選一個職業的想法，當時也沒有這種做法，可以說國家需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了。今天我們大學生多了，國家需要的領域多了，因此選擇的自由度也高了。這很好，可以發揮你的特長，發揮你的志愿，滿足國家。當時我們選擇的職業和國家需要是密切又密切，完全不可分的，我們是順潮流而動。在一條大河中，我們努力又努力地劃船，向著我們共和國的方向，也向著自己的志愿努力去做，所以我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更多的學習機會、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做貢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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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我和共和國的故事》，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