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按照18歲進入高校，22歲完成大學學業來計算，今年是出生于2000年及之后的年輕人集中畢業的第一年，同時也是大量“00后”步入職場的第一年。“00后”，就像....

按照18歲進入高校，22歲完成大學學業來計算，今年是出生于2000年及之后的年輕人集中畢業的第一年，同時也是大量“00后”步入職場的第一年。

“00后”，就像此前的“80后”、“90后”一樣，又一次被人們貼上了這樣或那樣的標簽：自我意識強烈、不愿服從約束、行為隨性灑脫等。在從校園進入職場的這樣一個特殊階段，“00后”的這些標簽再次被人們從不同角度放大、審視、解讀。此前“00后整頓職場”的話題，就曾在一時間成為各大社交平臺的討論焦點。在一些人看來，“00后”似乎會是未來破除職場積弊的俠客，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們只不過是缺乏經驗、略顯莽撞的新人。

“整頓職場”表象的背后，是還未背負經濟壓力的“00后”將自己坦誠率真、崇尚平等、強調尊重的主體意識更加直接地表現了出來。實際上，這些即將正式步入職場的“00后”同樣在慎重考量著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做出自己的選擇。

同事凌晨微信群里打卡下班，讓第一天上班的“00后”震驚

今年三月的一天凌晨，楊羊還在睡夢里，00年出生的她正期待著進入新公司的第一天。而這時，她的新同事們正在公司行政群里下班打卡。

02:12，02:30，04:10，04:28，05:00，楊羊被同事們在群里發消息打卡下班這件事“震驚”了。

今年3月，畢業于廣州白云學院地產設計專業的楊羊在面試時，因認同公司老板的設計理念和發展規劃欣然接受了這份工作。熱愛設計行業的她，很快也成了凌晨下班打卡隊伍的一員。因為工作任務繁重，她說自己幾乎一周五天都要加班，如果遇上臨時安排下來的緊急項目，她和同事們甚至需要通宵工作。

在上一家設計公司工作時，喜歡玩劇本殺的楊羊幾乎每天下班都會去玩上幾局，但自從來到這家公司，她再沒去過劇本殺劇場。她自嘲自己沒能成功“整頓”職場、是被“馴服”的那個。而與她一同入職的另一個“00后”在被領導約談后，從最開始拒絕加班，到后來也不得不屈服。

但一次項目的通宵加班，讓楊羊徹底“崩潰”。那一天，身體已經有些不舒服的她被安排去配合一個項目工作，當晚加班到近10點，楊羊做完了她那部分的工作，但是等老板抽出時間來看方案時已接近12點，隨后又提出了各種修改方案。楊羊繼續與同事們加班到了3點，她終于頂不住了，找了一個沒人的角落與朋友在微信上哭著吐槽，“消化完了（情緒）之后，還是要把圖畫完”。那次的經歷讓楊羊下定了決心，在入職2個月之后她選擇了裸辭。

公司里一個女生的經歷讓楊羊印象頗深。一個頗受老板看重的女員工提出辭職，原因是完全沒有個人時間談戀愛，她快30歲、“到了要結婚的年紀”。后來老板挽留了她，并且開會決定將“大小周”休息調整為雙休，但每天的上班時間提前，最終那個同事還是留了下來。“但是周末有事還是要能聯系到你，還是要回來加班。”

因加班這件事影響自己職業選擇的“00后”，不止楊羊一個人。這個夏天，21歲的深圳人劉其將從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畢業，回到自己高中母校所在的教育集團，成為一名數學老師。

劉其放棄當碼農選擇當老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遇到類似楊羊的這種極端情況。周圍同學中流行著一個詞“社畜”，“要你24小時待命”，這種工作時間的安排讓他很難接受。他覺得，這樣會讓他成為一個每天只知道工作，而沒有時間生活的“一個類似機器的存在”。相比起程序員，劉其覺得教師行業更能免于突如其來的加班，也更能規劃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而讓劉其更反感的是“一種無意義的加班或內卷”。他有一個在代碼工程師崗位實習的同學，下班打卡后如果周圍的人不走也不敢走。“你第一個走就顯得你很想快點下班一樣，假如這時候你第一個走的，人家可能就會說一句，‘你怎么躺平啦？’”

“00后”寫推文后名字未被列入作者欄，反饋無果后選擇離職

劉其并不反對加班。他覺得，如果自己很喜歡這個公司，也覺得老板“人很nice”，基于熱愛他其實愿意去加班。“這跟老板要求我必須下班后隨時保持通話暢通，然后半夜加急給我發個電報強制要求我去做，這兩種心態是不一樣的。”他直言，如果真的遇到后面這種情況，他可能會假裝手機沒電，然后第二天再跟老板說“不好意思，我睡著了”。

楊羊與劉其持同樣的觀點。她覺得“00后”在與人相處時比較講究“人情味”：如果一個設計師認真帶她學習成長，她在對方需要幫忙或者有個項目需要加班時，只要自己不忙，都會主動去問問是否需要幫忙。而如果對方態度不好，對她頤指氣使地要求她周末加班，她會直接了當地說“我不干”。“如果你對我不禮貌、不尊重，那我為什么要尊重你？”

這種對于尊重平等的工作氛圍的追求，也是“00后”在職場中更直接地表達主體意識的另一種體現。

去年12月，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工商企業管理專業的大四學生李君，在學校招聘會上成功通過一家大型國企子公司的面試并開始實習。但就在今年5月春招即將進入尾聲時，22歲的他選擇放棄這個平臺不錯的工作，裸辭重新尋找機會。

李君離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覺得自己沒有被尊重。他回憶，自己第一天上班時寫了一篇推文，當天下午推送出來后，小組領導也把推文發給了老板。“但是他完全就沒有提到是我寫的，作者欄里也沒有提到我。”對方說推文里的東西他要幫著改，但李君認為其實他“只加了一些圖片”，“然后他說因為我是實習生，拿東西去發別人不認可”。

這讓李君很生氣，后來他所在的團隊3人與老板開會時，直接公開講了這件事。“老板就說‘實習生多吃點苦，沒事的’。”他說自己聽到這句話，當場就想要離職，但考慮到簡歷上有一家國企平臺的價值，他暫時忍住了。而隨著后續團隊領導調整、工作安排存在問題，李君也就順勢離開。

多位“00后”工作態度獲職場前輩認可，有人覺得他們在捅破職場不良風氣的“窗戶紙”

“00后”在職場中體現出的與眾不同的主體意識，并沒有讓職場“前輩”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予以否認。

今年31歲的華雨此前在一家大型日化企業電商部門擔任二級主管，近期他正準備入職深圳的一家創業公司擔任部門經理。今年年初，他的團隊中入職了一位來自廣東某院校、出生于2001年的實習生。

工作中，這個年輕人表現出來的成熟穩重讓他印象深刻。在華雨看來，團隊這位“00后”與職場前輩最大的不同是比較積極，“你指導他會很虛心地接受，如果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會積極說出來”。

對于此前“00后整頓職場”的話題，華雨覺得這實際上是社交平臺上的一些人將個別“00后”比較極端的反應放大了，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并不是這樣的。但他同時認為，性格相對張揚的“00后”，可能也為一些現實原因不敢對職場內不良風氣提出異議的“90后”、“95后”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在深圳一家大型金融企業子公司從事運營工作的林檸出生于1994年，她與此前團隊里的一個“00后”年紀相差不太大。這個來自浙江大學的“00后”實習生在學校里自學了炒股，在林檸看來是個“學霸”，她跟社交平臺上的那些“00后”完全是兩類人：“她是非常刻苦的孩子，對工作也很認真，不懂的就去問。”

林檸記得，有一次一位新同事寫的一篇文章即將推送，實習生看過內容后主動通過微信向她建議暫時不要發。后來，這位實習生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修改，“確實在語言和邏輯上更好”。

1990年出生的陳莉已經在某國企人力資源部工作了9年，她明顯感覺到今年的就業形勢讓更多畢業生選擇進入她所在的企業。對于“00后整頓職場”這一話題，陳莉也有所關注。她覺得，這更多與企業本身的氛圍和管理水平相關。她說，在有些中小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不規范，沒有建立健全的制度，沒有做到對勞動者該有的保護”，于是自然形成了“00后整頓職場”的現象。

不過，她也觀察到，相比于“80后”、“90后”，“00后”的職場新人更關心自我。作為在物質充沛的環境下成長的一代，“00后”不再有溫飽的后顧之憂，“實現自我價值，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成為了在求職過程中年輕一代最看重的因素。

雖然與前輩們“需求不同”，陳莉同樣認可“00后”在職場上的努力。“大家都很積極，也沒有說是不愿意加班。”在她看來，“00后”加班同樣是為了完成工作提升自我，在此之外不必要進行無意義的加班。“從我HR的角度來看，如果大家都是在那磨洋工，就是為了表現說我加班了，那沒有意義。”

暫時還沒有很大經濟壓力，“00后”更敢于在追求理想的路上進行一些冒險與嘗試

在李君看來，除了陳莉提到的在成長過程中相對較好的物質條件，“00后”與其他職場“前輩”另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們暫時還沒有很大經濟壓力。這一點，除了讓“00后”的主體意識在職場中得到了更為直接的表達，還讓不少像李君這樣的“00后”更敢于在追求理想的路上進行一些冒險與嘗試。

“只需要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就行了”，而且他的父母在珠海經營著餐飲原料生意，在華東、西南分別有自己的倉庫和工廠，還時常會給他一些經濟上的幫助。

成為一名獨立的策展經理人，這是李君的理想。為此，裸辭后的他從5月起累計投出了400多份簡歷，參加了40余次面試，最終李君在獲得的6個offer里，選擇了最符合自己未來發展方向的一家廣告公司。在這家公司里，他將學習為藝術展、時裝周、嘉年華等活動策劃方案并推動落地執行。

其實，李君對這些類似的工作并不陌生。愛好朋克音樂的他曾和同學一起，在一些校外的音樂俱樂部里組織策劃過多次音樂活動，他們會自己去與商家談分成，“人數規模大概50、60人，門票一般80左右”。他期待著，通過在這家公司的學習和積累，未來自己能夠開設一間屬于自己的工作室，獨立策劃展覽和活動。

28歲，是李君給自己定下的實現理想的時限。他覺得在這個時間點之前，自己要在深圳成功策劃一場千人以上的音樂節或者是存款達到70萬元——“在行業內做出成果，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存款”。如果不能實現，他可能就會回到家鄉珠海找一份公務員的工作，這也是父母一直給他的建議。

“畢業出來22歲，有幾年時間可以去拼搏。就算失敗了，在這個年齡之前重新來過都沒有什么問題。但是當過了28歲，到時候結婚、生小孩，就沒有機會再重新來過了。”

不過并非所有人都熱衷于冒險，深圳人王琳的理想就顯得尋常、穩定得多。從初中起，王琳就夢想成為有一天能站上講臺。高三獲得保送機會時，她按照自己的想法選擇了華中師范大學英語師范專業。在畢業季經過西安、廣州的求職失敗后，22歲的她最終在深圳實現了自己的理想，而且結果非常圓滿：喜歡穩定的她，回到初中母校擔任英語教師，這也滿足了父母希望她能回深工作的愿望。

王琳覺得自己能成功找到專業對口、興趣對口工作的原因，是她早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一直在向這個目標努力。“大學四年做的每個決定都是為了這個結果，參加的每個比賽、參加的每個實習。”除此之外，能從幾乎全是碩士生的面試者中脫穎而出，王琳也清楚，未來能穩定地留在深圳這一點為她加分不少。

今年高校畢業生超千萬，“00后”們面臨現實考量

相比于王琳，想要成為一名教師的想法在劉其心中出現得稍晚一些。在他大一參加校園職業生涯規劃會后，教書育人成為了他的理想職業之一。“我是不太喜歡碼農工作的感覺。感覺可能跟人的交流會比較少，滿足感也比較低。”在他看來，教師一類需要從業者“能說會道的崗位”更有吸引力。

除此之外，今年就業形勢的多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讓這個土生土長的深圳年輕人傾向于選擇穩定一點的工作。對于他而言，一份工作能滿足自己的基本生存是第一位的。 “一份我非常感興趣但滿足不了我溫飽的工作，以及一個滿足得了我溫飽但并不是我感興趣的工作，我還是會選擇后者。”雖然在招聘期間也投過其他簡歷，但劉其只參加過這個教師崗位的面試，對母校的熟悉讓他相信這個教育集團下的學校不會差。

求職時同樣考慮現實情況的還有張月，這與她同專業同學李君的裸辭選擇形成了鮮明對比。企業在面對市場環境沖擊時“存活的幾率比較高”，是張月挑選企業時首先評估的要素，“免得還沒熬過實習，公司突然就沒了”。

去年12月秋招期間，張月在學校內的招聘會上投出了7、8份簡歷之后，面試通過了一家實體零售公司的商務拓展崗位。實習期間薪資4千多元，但公司提供宿舍，轉正后工資6千多，“工作內容、待遇比較符合自己的預期”，她后續就沒有再額外去投簡歷。

在今年1月正式進入公司實習后，來自茂名、想要留在深圳工作的張月更加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雖然現在的工資并不算多，每月開銷加上平常還會寄給父母一些錢，張月自己剩不了多少，但身在零售行業讓她對市場的變化更加敏感，加上室友們找工作的情況也并不理想，“她們的工作發展前景和待遇可能還沒我的好”，讓她覺得在這段時間放棄現有的這份工作，尋求其他機會不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張月的擔心不無道理。據教育部統計，2022屆中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這也是中國年度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千萬。而國家統計局近3個月公布的數據顯示，第二季度16-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分別達18.2%、18.4%和19.3%，一再創造2018年有此項統計數據以來的新高。

報告顯示今年逾五成畢業生更傾向于選擇穩定的工作，專家認為沒必要過度標簽化“00后”

多家招聘平臺和研究機構也都對今年超千萬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發布了報告。

58同城、趕集直招發布的《2022年畢業季調研分析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51%的畢業生傾向于選擇更加穩定的工作，39%的畢業生可以接受相對較低的薪資。BOSS直聘研究院發布的《00后群體就業選擇偏好調研報告》顯示，求職時，相比于“90后”、“85后”，“00后”更關注個人成長和興趣匹配，超過50%的“00后”希望職業與興趣相符，而他們對金錢回報的重視程度相對下降。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2屆畢業生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下降約6%。數據還顯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中，選擇單位就業比例相比去年下降6個百分點，而自由職業（18.6%）、慢就業（15.9%）的比例均較去年提高3個百分點。而從畢業生簽約的單位性質看，民企、國企共吸納6成以上畢業生就業，但與去年相比比例分別下降12個、5個百分點，而國家機關（10.6%）、事業單位（7.6%）的比例分別上升6個、4個百分點。靈活的就業選擇和穩定的體制內工作比例上升，似乎意味著畢業生們的就業選擇有兩極分化的趨勢。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就業形勢下，“00后整頓職場”的話題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在專家看來情有可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把“00后整頓職場”看成是“職場上的雙減”。他提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整個社會的壓力越來越大，年輕人“整頓職場”其實是一種反抗，以尋求更好的外部環境。

臧敦建看來，“00后整頓職場”其實并非壞事，這是他們的主體意識在職場中的表達。“目前，無論社會產業也好，經濟環境也好，其實都在去中心化，一些職業規范也在慢慢瓦解，這就是整個社會的趨勢”。與此同時，這個社會其實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一些公司形態發生變化，在家辦公、遠程協同、甚至是做四休三的探索，“變化的不僅是職場上的人，整個世界都在發生變化”。

但同時，臧敦建也認為，沒必要把00后過度標簽化，“我們每代人都會被貼上一些標簽，曾經80后是‘廢掉的一代’，90后又被說是上班摸魚，其實都是放大了個別現象，用一些傳播性強的語言形成輿論”。對這些初入職場的新人來說，初生牛犢不怕虎，一身銳氣，“其實是每代人都會有的情況，不止是00后”。

臧敦建還提出，隨著職場人的主體意識加強，其實也能推進就業環境的改善，“這其實對職場人的法律權益保障是有益的，這代年輕人的自我意識、法律意識都更強，也更懂得保護自己的權益”。

（注：應受訪者要求，楊羊、林其、李君、華雨、林檸、陳莉、王琳、張月均為化名）

采寫：南都記者 焦明梁 吳靈珊 實習生 王康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