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簡明扼要地闡述了教員的工作方法，簡約而不簡單，有高度，有邏輯，有架構，全面而深刻我們可以反復閱讀，細心領會，勤加實踐，對改善思維模式、樹立正確的三觀大有....

本文簡明扼要地闡述了教員的工作方法，簡約而不簡單，有高度，有邏輯，有架構，全面而深刻我們可以反復閱讀，細心領會，勤加實踐，對改善思維模式、樹立正確的三觀大有助益，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毛澤東的工作方法?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毛澤東的工作方法

本文簡明扼要地闡述了教員的工作方法，簡約而不簡單，有高度，有邏輯，有架構，全面而深刻。我們可以反復閱讀，細心領會，勤加實踐，對改善思維模式、樹立正確的三觀大有助益。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工作方法的概念

第三章 調查研究是工作方法的基礎

第四章 矛盾分析是工作方法的核心

第五章 貫徹群眾路線是工作方式的本質要求

第六章 高度的戰略思維

第七章 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第八章 兩個結合

第九章 善于當“班長”

第一章 引言

毛澤東的工作方法到處體現著唯物辯證法。唯物主義的內涵是物質決定意識，如果要得到正確的認識，必須使主觀符合客觀，這就要求做調查研究。

按照實踐論必須通過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而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其中的概念與概念之間的聯系的形成是最重要的。要去偽存真，由表及里（挖掘內部聯系），由此及彼（挖掘外部聯系）。影射到組織中，群眾代表了感性認識，領導代表了理性認識。一般代表了理性認識，個別代表了感性認識。所以要兩個結合。

辯證法要求的兩點論與重點論，既要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又要學會彈鋼琴。主觀主義在組織上的表現就是官僚主義和事務主義。形而上學在組織里的表現為應付主義，狹隘與片面。

第二章 工作方法的概念

“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

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形象地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第三章 調查研究是工作方法的基礎

3.1 調查研究是反對主觀主義的著力點

第一，調查研究是反對主觀主義的著力點。黨內主觀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在工作中，“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毛澤東指出：“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他稱這種錯誤傾向為本本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二者相結合的契機就是調查研究。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同時，毛澤東深入到尋烏、興國、東塘、贛西南、長岡鄉、木口村、才溪鄉等地進行調研，取得一手材料，并撰寫了多篇文章，批判主觀主義。

1941年3月，毛澤東把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村調查材料匯編成《農村調查》，向全黨發行，他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同時，毛澤東也注重制度建設，同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設立中央調查研究局，以毛澤東為主任。在調查研究局的組織下，中央多位領導人和各部門、分局開展了調查研究，通過理論學習與調查研究，干部深入了解了中國社會狀況，深化了對中國革命特點和規律的認識，學會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3.2 調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依據

第二，調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依據。土地革命戰爭初期，黨對于如何開展土地革命，沒有可以照搬的經驗，許多地方把富農同地主一起斗爭，擴大了打擊面。毛澤東在實際工作中感覺到了政策的偏差，但是對于如何區分地主與富農，也沒有明確的標準。1930年5月，紅四軍攻克尋烏縣城，并駐扎了一個月，毛澤東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進行了調研。毛澤東指出，這次調研前“對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

1941年9月，毛澤東在《關于農村調查》中指出：“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制定了限制富農而不是消滅的政策，為革命道路的開辟創造了有利條件。

3.3 調查研究是檢驗政策正確與否的重要方法

第三，調查研究是檢驗政策正確與否的重要方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普遍打土豪、分田地，而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土地私有制是造成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根源，解決辦法是推行土地公有制，他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規定：“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并分配后，禁止買賣。”1929年制定的《興國土地法》依然規定：“一切公有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經工農兵政府沒收并分配后，禁止買賣。”

但是千百年來中國一直是土地私有，農民的私有觀念非常濃重，土地公有制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政府頻繁地進行土地再分配。1930年11月，毛澤東在《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中指出：“遠的十里一鄉，一鄉好歹搭勻分。去年（一九二九）十二月分第一次。本年三月份分第二次，以原耕田為單位，抽多補少。現在是分第三次，抽肥補瘦，已開始分，還要十多天才能分完。”更有甚者，“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

針對調查中發現的問題，1931年2月28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寫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一封信即《關于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對于解決辦法，他提出了土地私有制，信中指出：“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于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不久，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發布公告，正式向農民宣布土地私有的政策，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

土地私有的政策幾經曲折，直到1933年6月得到黨中央的確認，以后，黨發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等都明確規定了農民土地私有制。這就在理論上劃清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是變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變土地私有制為公有制，糾正了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的錯誤理論。

第四章 矛盾分析是工作方法的核心

矛盾分析法是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毛澤東始終堅持用矛盾分析法來指導工作，他不僅擅長對具體的事物進行矛盾分析，更善于用生動的語言來闡述抽象的矛盾分析法。

4.1 矛盾分析是確立工作任務的前提

第一，矛盾分析是確立工作任務的前提。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民主革命時期的“左”傾錯誤就在于不能進行正確的矛盾分析，不能明確革命的對象，最為嚴重的王明“左”傾錯誤實行統一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當成最危險的敵人，把富農當成地主打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指出：“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

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致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在毛澤東的努力下，黨內終于沖破了“左”傾錯誤的束縛，在瓦窯堡會議上調整了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富農的政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提供了前提。

建國初期，黨內部分干部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認識不清，把資產階級作為斗爭目標，導致生產恢復進展緩慢，進而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等的不滿。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

在大部分農村，由于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

對此，毛澤東用矛盾分析法闡述了當前工作的方法和任務，指出：“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

4.2 抓主要矛盾是分析的關鍵環節

第二，抓主要矛盾是分析的關鍵環節。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例如，人民公社時期出現了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刮起了“共產風”，農民說：“除了一雙筷子、一只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了。”基層干部和群眾對此嚴重不滿，怕“共產”，普遍搞瞞產私分，一些地方進行了反對本位主義的斗爭，黨群關系緊張，毛澤東經過調研，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指出：“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自己的產品，反批評公社、上級的平分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們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合理合法的正當權利。”

對于解決辦法，毛澤東指出“共產風”違背了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原則，從而把糾正人民公社中的“左”傾錯誤，提高到理論的高度，核心問題是公社內部的分配問題。他指出：“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做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系。”根據毛澤東的這些理論分析，第二次鄭州會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確立了遏制“共產風”的基本政策，規定生產隊的所有制是公社的主要基礎，確立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原則，這些糾正“左”傾錯誤的重要成果傳達到基層后，受到干部群眾的歡迎，有的干部說：“糊涂一秋，苦惱三月，現在得到了解決。”還有的干部說：“公社后出現的問題，到底也找不到什么原因，毛主席給找到根啦！”

4.3 將矛盾分析方法系統化、理論化

第三，將矛盾分析方法系統化、理論化。毛澤東將矛盾分析法的工作經驗系統化、理論化，概括為通俗易懂的科學工作方法，向全黨推廣。例如，毛澤東將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概括為方法論中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強調：“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他進一步指出：“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采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采用此種方法。”

毛澤東把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工作方法比喻為“彈鋼琴”。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指出：“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

第五章 貫徹群眾路線是工作方式的本質要求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也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貫徹群眾路線是毛澤東工作方法的本質要求，做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5.1 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立場

第一，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立場。人民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完成歷史任務的基礎。黨成立時，“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而要改變這種狀況，戰勝國內外反對勢力，必須依靠人民。毛澤東指出：“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越是在困難時期，越要依靠人民。抗戰時期，一些人喪失信心，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同時，為人民服務是密切聯系群眾優良作風的必然要求，也是黨的根本宗旨。1943年10月，毛澤東在《切實執行十大政策》中指出：“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部隊中的負責同志要替士兵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在七大上，毛澤東將密切聯系群眾概括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5.2 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

第二，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他認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

但在貫徹群眾路線中，也會出現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兩種錯誤傾向。

對于命令主義，毛澤東指出：“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不愿干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干，其結果必然失敗”，民主革命時期的三次“左”傾都犯了命令主義錯誤。要避免命令主義，關鍵是要“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我們的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在這里”。

對于尾巴主義，毛澤東指出：“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中一些地方黨委聽任群眾自發傾向，對地主掃地出門，甚至提出“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給土改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動。1948年1月，毛澤東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對尾巴主義提出批評，指出：“要在共產黨領導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要避免尾巴主義，就要對群眾路線中出現的絕對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落后思想，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

5.3 核心是維護群眾利益

第三，核心是維護群眾利益。維護群眾利益是發動群眾的前提，毛澤東提出在進行軍事斗爭的同時，全黨要學會做經濟工作，解決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1933年8月，他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強調：“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

1934年1月，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中指出：“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同時，維護群眾利益是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抗戰時期，“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為了克服困難，中央決定1941年征糧20萬擔，比1940年征收的公糧9萬擔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戰以來邊區征糧數字最高的一次。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不滿情緒。毛澤東了解到群眾的意見后，決定征收的公糧減為16萬擔，切實減輕了群眾負擔。

第六章 高度的戰略思維

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善于從長遠出發，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科學預見；他也善于從全局出發，進行戰略部署，絕不因小失大；他還善于把握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及時調整外交戰略，最大程度地為中華民族贏得利益。

戰略思維能力（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戰略頭腦），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是做好工作的先決條件。它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銳的預見性。毛澤東同志一向要求：“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

6.1 胸懷全局的戰略部署

戰略思維要求著眼大局、胸懷全局，不能只盯著局部，只有這樣才能夠不因小失大。毛澤東也曾經說：“沒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著好棋的。”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

6.2 著眼長遠的科學預見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對社會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傾向性問題，毛澤東同志總是主張要覺察早、應對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以后要注意辨別風向”。他引宋玉《風賦》中所說的：“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說：“大風好辨別，小風就難辨別，領導干部要特別注意這種小風。”

6.3 審時度勢的戰略調整

世界上永恒不變的就是變，任何事物都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當中的。隨著客觀形勢的不斷變化，已經做出的戰略部署可能不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審時度勢，及時進行戰略部署的調整。

他經常先這樣分析：現在局勢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點是什么，發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們的方針應當相應地做怎樣的調整。

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說：“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

第七章 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7.1 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毛澤東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評道：“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1953年4月26日，他在致李燭塵的信中寫道：“工作雖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時間內只處理一個主要問題，這樣也就會不覺得太忙了。”

毛澤東同志談戰爭問題時說道：“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復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應付主義。”結果，受許多次要因素的牽扯，分散力量，處處應付，四平八穩，下不了大決心，也就做不出大事來。

7.2 只唱一出《香山記》

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說：“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后，我就把軍隊工作推給彭德懷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鉆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明朝有一個以佛教故事改編成的劇本，叫做《觀世音修行香山記》，后人簡稱《香山記》，說的是一個女子妙善不想嫁人，因而受到其父妙莊王想方設法的刁難和折磨，后緣于佛祖庇佑，不但安然無事，而且在香山修成正果，并且不與父親計較，暗中治好了他的病，最終妙莊王幡然悔悟。

佛祖有感于妙善之義舉，遂封她為觀世音菩薩。講觀音菩薩怎么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我就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這個方法是不壞的。你唱《打漁殺家》不能唱《西廂記》，你不能兩個戲同時在臺上唱。”

1963年5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應該抓主要工作時，又說：“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這是描寫妙莊王女兒的一本書，頭兩句就是這樣。事物是可以割斷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莊王的女兒如何如何。比如看戲，看《黃鶴樓》，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戲如《白門樓》也忘了，只看我的同鄉黃蓋。你們中央局就開這樣的會，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記》。”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他匯報，“只唱一出《香山記》”的辦法傳達后，效果很好。毛澤東說：“我四五十年前看過這本書，開頭兩句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唱這個戲，別的戲就不唱了。就像你們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樣，不能什么都唱。這個方法要普遍運用。”

其實，這個方法，說到底就是工作應突出重點、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時候要集中精力。毛澤東的一生一直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大革命失敗以后，他很快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堅定地在農村進行“武裝割據”，“我們在井岡山用什么來激發農民的巨大斗爭熱情！毫無疑問，這就是分配土地，你沒有聽見農民喊出了‘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嗎？”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他一個時期集中于指揮打仗，一個時期集中于理論創造，一個時期又集中于整頓黨的作風。同時，他還反復地向全黨強調這種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他明確指出：“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

在一個時期只有一個“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種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結合的，思想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也就是大腦里應有一根弦，有意識地去尋找它，“任何一級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是什么，深思熟慮以后要明確，特別是要告訴下屬和自己的團隊。

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的電報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力部隊處于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仗是要打的，但現在是做群眾工作，在當時的情勢下，強調這一“中心”，不但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氣。給下屬明白地具體地指出一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就會使之有所遵循。當然，能夠“適時”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則需要獨具慧眼。

新中國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務未了，建設的任務又擺在了面前，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諸如肅清國民黨殘余、解放臺灣西藏、恢復經濟、土地改革、整頓工商業、打破外國封鎖等。首先應該抓什么呢？當時，有的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應當盡快地加以消滅。而在毛澤東看來，財政經濟困難能否解決，才是關系到新生政權能不能站穩腳跟的關鍵問題，因此，黨的“中心工作”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

他告誡說：“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也就是說，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但是，不能抓錯，抓錯了就一定翻跟頭。

此后，他還創出了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記》”的工作實例。1950年秋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抗美援朝戰爭。1954年春，他到杭州集中精力搞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秋冬，他做的主要工作是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一百多條按語。1956年春，他用43天的時間連續聽取了35個國家部委的工作匯報，在此基礎上撰寫了《論十大關系》。1957年春，他重點關注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他集中思考和解決已發現的“大躍進”運動中“左”的錯誤問題。

1959年3月，在鄭州會議上，他先是談到了三國時袁紹決策多端寡要、瞻前顧后而最終導致失敗的一些事情，接著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當驢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稍后，他與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時又講道：“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要反對多端寡要，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所謂“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輕重緩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結果無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點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別的事我不講，只講工作方法，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氣講了十幾條。其中說到，搞經濟計劃，要有重點，有重點就有政策。沒有重點，平均分配，就無所謂政策。這是很好的經驗，跟我們歷來搞政治、搞軍事相適合。總要有重點，一個時期總要搞個重點嘛。打張輝瓚就打張輝瓚，別的敵人放棄，搞點小游擊隊去牽制。1961年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說：“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里什么問題都講。為了全面，什么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這就是說，制定政策如果沒有明確的指向，如果求全求多，沒有“重點”，就得不到有效地執行。

集中時間和精力抓關鍵的緊要的事，即使對待日常工作，毛澤東也主張這樣做。比如批閱文件，1973年，他對一位省委書記說，要多讀書，對方則回答文件太多，沒有時間。毛澤東饒有趣味地講道：“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無關重要的、與你毫無關系的你就跟著別人畫圈好了。其實很多文件，本來是來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經經過幾道關口的修飾了，面目全非，也就沒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頭幾頁你就別看，沒意思，就看中間是什么內容就行了。要是讓你批，讓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認真對待了。”

7.3 彈鋼琴

毛澤東說：“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里面又有兩點。”“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就是說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落實到做法上，毛澤東提倡要學會“彈鋼琴”。

1949年3月，他寫道：“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聯系、相互區別和相互轉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應該統籌兼顧。

1933年，在中央蘇區的一次經濟建設工作會上，他說：“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經濟工作，相反，“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

“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

第八章 兩個結合

1943年，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說：“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點。

8.1 一般和個別結合（對事）

關于第一個“結合”，他說：“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采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采用此種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學會使用。”這個方法常常用來執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鋪開，然后再深入到點中，由面及點，再由點帶面，循環往復。現在，領導同志分頭去蹲點，其實就是這個方法的一種運用，如此做來，使領導者下命令、發指示，能夠接地氣。

為指導領導干部具體地運用這一方法，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領導工作中不要普遍動手，而應選擇強的干部在若干地點先做，取得經驗，逐步推廣，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逐步推廣的運動，看來很慢，其實是快；普遍動手的方法，看來是快，其實是慢。”他教育領導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不需要解剖每一只麻雀，解剖一兩只就夠了，以從個別中找出一般的普遍性的東西。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只注重一般而忽略個別，造成領導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一種是只注重個別而忽略一般，造成領導工作中的經驗主義。早期中共黨史上的教條主義者，就是機械搬用馬克思主義，拘泥于一般原則，忽略了個別性、特殊性，難以把一般與個別結合起來。經驗主義者則缺乏理論高度，難以把個別經驗上升為普遍性認識。

毛澤東對這一方法的典型運用還體現在他對黨性和個性關系的處理上，即在強調干部黨性的同時，決不抹殺干部的個性。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舉例說，有一個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報》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誰要抹殺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殺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殺這種不同，就是不讓同志們發展長處。七大結束時毛澤東再次強調：“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任何一項凡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黨性，也有個性。”他對選舉七大中央委員會的指導也體現了這一點：“我們的選舉，就應該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即不是從個人求完全，而是從集體中求完全。”黨的要求是普遍的，而黨員的存在是千差萬別的，如何使千差萬別融在一起，向同一個方向用勁，這就需要方法和藝術。

8.2 領導和群眾結合（對人）

為此，毛澤東提出要進行第二個“結合”。他說：“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干，并使這一領導骨干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因此，“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或是執行檢查工作、審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都須采取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領導骨干帶頭，組織和發動群眾，這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秘訣之一。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群眾做工作的方法，毛澤東更具體地指出，要“抓兩頭帶中間”。“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后來他又總結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方法。任何一種情況都有兩頭，即是有先進和落后，中間的狀態又總是占多數。抓兩頭就把中間帶動起來了。這是一個辯證的方法，抓兩頭，抓先進和落后，就是抓住了兩個對立面。”用之于實際工作，他特別注重典型或先進的引領作用。“組織干部和群眾對先進經驗的參觀和集中地展覽先進的產品和做法，是兩項很好的領導方法。”在他看來，典型是一種政治力量，樹典型等于插旗幟，典型產生后，通過宣傳、表彰等輿論導向，推動廣大群眾向這些“好樣的”學習，由一到十由點到面，就會逐漸形成一種氣候。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隱含著毛澤東關于群眾的觀點。首先，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他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在人民中間，有成千上萬的諸葛亮，我們要有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下決心向他們學習。“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他認為，黨員干部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這也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領導者是群眾的學生；到群眾中去，領導者是群眾的先生。沒有群眾的領導是“空洞的”，而沒有領導的群眾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

這就形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和方法。對此，他有更精辟的論述：“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從群眾中來，說的是制定政策的過程；到群眾中去，則說的是貫徹執行的過程。所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既是決策的方法，又是執行的方法。堅持這一方法，就要反對“從機關中來、到機關里去”。

毛澤東還強調，要讓群眾執行決策，必須做到三點：第一，把決策向群眾講明白。“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黨員干部要“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在這里”。第二，依靠群眾找出執行決策的具體措施和辦法。“工廠怎么辦？合作社怎么辦？商店怎么辦？在機關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層越沒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第三，在群眾執行決策的實踐中檢驗決策。“政策必須在人民實踐中，也就是經驗中，才能證明其正確與否，才能確定其正確和錯誤的程度。”這樣做以后，才能更好地執行決策。

當然，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不僅是領導對群眾如何的過程、讓群眾被動接受的過程，而且還是群眾如何對領導的過程、群眾怎樣產生主動性的過程。為此，毛澤東提出，要了解群眾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眾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動的出發點和動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從滿足群眾的切身需要出發，去吸引群眾、動員群眾，是毛澤東倡導的第二個“結合”的具體體現。1934年，他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說：“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也就是使群眾由被動“執行”轉化為主動“擁護”。

1942年12月，他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他批評很多人，只知道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工具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個方面的工作，即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并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擁護，他們才會說我們要東西是應該的，是正當的”。這就是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同時，也是黨員干部贏得群眾支持、讓群眾跟著走的工作方法。他還形象地說過，讓雞跟著走，手里還得抓把米呢！何況是對人呢！

8.3 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

毛澤東同志說：“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在談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時又說：“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他指出：許多領導人對一些重大問題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他要求：“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8.4 以人謀事

總的來看，“兩結合”的方法是毛澤東把唯物辯證法運用于實際工作的體現，是他對領導工作的總結與提煉，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兩結合”作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論，是有機的統一體。一般與個別相結合，主要是對“事”來說的；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主要是對“人”來說的。領導工作說到底就是“以人謀事”。

第九章 善于當“班長”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論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他提出黨委應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而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任何一個領導都處在一個系統中，領導者進行工作必須學會運用組織、系統，及在組織、系統中進行工作。中共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緣于這樣一種組織構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按此，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斗作用、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毛澤東說，一般情況下，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要把這個班帶好，的確不容易。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必須依靠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研究。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于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工作。怎樣指揮好這“一班人”呢？或者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綜合起來看，毛澤東論述過的還有如下幾點：

9.1 互通情報，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

“互通情報”，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同時，如果有問題，就擺到桌面上來解決。不僅“班長”要這樣做，委員也要這樣做。不要在背后議論。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幾條，問題就解決了。有問題而不擺到桌面上來，就會長期不得解決，甚至一拖幾年。“班長”和委員還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上級和下級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

9.2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級的意見，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下面干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并且照它做。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給予批評。

9.3 抓得起，抓得緊

抓得起，抓得緊。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對于某些事，不是沒有看到，甚至著書立說、長篇大論。至于做，他就抓不起來了，或者抓了片斷面，忘了全面。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抓得緊。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對，就要壞事。抓得不緊，也等于不抓。什么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伸著巴掌，當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來，但是不握緊，樣子像抓，還是抓不住東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薄一波回憶，毛澤東自己“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王任重的日記則記述了他的一個工作實例：“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干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毛澤東同志說：“黨委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什么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于不抓。”“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

9.4 重視“開會”

重視“開會”。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并且早作準備。有些地方開干部會，事前不準備好報告和決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好像“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如果沒有準備，就不要急于開會。會議不要開得太長，講話、演說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他還提出過，要大型會議、中型會議和小型會議相結合。這三種會議一般指的是群眾大會、干部大會和領導班子會，把工作干好就得學會開這些會。

9.5 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

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里，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為了讓領導干部明白這一點，他多次引用過歷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比如，一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二聽張良勸說，封韓信為齊王；三楚漢劃界鴻溝后，聽張良、陳平之勸，趁機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四是劉邦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齊人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劉邦能夠作出一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于采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于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將《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送各同志一閱”。自然，希望領導干部吸取項羽的教訓，而向劉邦學習“豁達大度，從諫如流”。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再次講到，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9.6 檢查評比，及時糾錯

檢查評比，及時糾錯。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認為就完成了。毛澤東說，“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他還強調“除了開會的方法以外，還有打電報、打電話、出去巡視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一年至少檢查四次”。通過檢查，一是督促進展，二是修正錯誤。1948年2月，他在談到工商業政策的時候說：“必須隨時掌握工作進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數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開總結會，算總賬，總的糾正。這樣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少。……隨時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錯誤。這都是領導方法問題。”毛澤東一生也犯過很多錯誤，除了晚年，但大都能自己糾正，應該說與這種工作方法不無關系。

以上幾點是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講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不難發現，它實際上體現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包括“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兩個過程。他明確指出過：“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他還告誡黨的干部，“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毛澤東主張“聽取不同的意見”，可謂抓住了民主的真諦。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講過的和實踐過的工作方法還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學游泳”，“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多謀善斷；留有余地；依據形勢，改變計劃；善于觀察形勢；當機立斷；敢于做主，等等。但是，以上四種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同時，它們具有普遍的超時空的意義，至今仍可以學習和效仿。不過，運用它們，也要像毛澤東，不能生搬硬套，應該根據具體工作具體選用，并在實踐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有所創新。否則，就可能邯鄲學步，反失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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