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貼在郭初陽身上的標簽從來不少。作為一名獨立語文老師，他是“新生代語文教育領軍人”，也是“體制教育的反思者”。作為語文教學創新的實踐者，他的公開課被稱為語文界....

貼在郭初陽身上的標簽從來不少。作為一名獨立語文老師，他是“新生代語文教育領軍人”，也是“體制教育的反思者”。作為語文教學創新的實踐者，他的公開課被稱為語文界的“巴黎時裝發布會”，讓前來旁聽的同行、家長屢屢驚呼“語文還能這樣教”。

但對于郭初陽來說，這些標簽都不重要。自2008年離開執教六年的杭州外國語學校后，郭初陽以更為獨立的身份審視和反思語文教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是通過離開學校來接近教育的。”

“獨立”意味著邊緣，也意味著自由。2010年，郭初陽與蔡朝陽、呂棟（三人也被稱為“浙江三教師”）出版《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分析考察三大小學語文教材權威版本中涉及“母愛”話題的課文，直指小學語文教材諸多不合理性，即“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2013年，郭初陽參與編著的《讓性回歸常識》正式出版。他也借由此書向大眾疾呼“兒童性教育應該被完全學科化”。

郭初陽長期致力于語文教學的創新改革。離開學校之后，他既有關于“教什么”“怎么教”的選擇權，但同時，他也需要自行研發教材，并接受來自市場、家長和學生的三方檢驗。

到了今天，郭初陽將語文教學比喻為“造船”。在他看來，我們不能為造船而造船，不然造船本身就會變得無聊而乏味。一個好的語文老師應當能夠借由“造船”，喚起學生行駛向遠方的渴望。

“莫泊桑的《項鏈》和《灰姑娘》的敘事傳統有什么關系？”

“如何給《南方周末》投稿？”

“從《牧人的故事》來理解‘自由’的重要性。”

在新書發布之際，我們通過電話連線采訪了身在杭州的郭初陽，與他聊了聊什么才是“自由而有光的教育”。郭初陽認為，理想的教育有如一場化學反應：學習的人有一顆渴慕的心，教授的人既想教又能教。當師生剛好在某個“可教的時刻”相遇，好的教育就自然發生了。

《郭初陽的語文課》，郭初陽著，樂府文化 | 北京聯合出版社，2020年10月。

采寫 | 青青子

郭初陽，獨立語文老師，語文界新生代領軍老師，語文課堂的革命者。代表作有《郭初陽的語文課》、《一個獨立教師的語文之旅》、《言說抵抗沉默：郭初陽課堂實錄》等。

01 十堂“超綱”的語文課

“好的語文課，能將人帶往遠方。”

新京報：這套《郭初陽的語文課》和傳統的語文課本非常不同，比較像是西方人文通識課的課本，借由“語文”的概念，跨學科地教授人文知識。當時是怎么想到做這樣一本書的？

郭初陽：這本書算是我十多年來教學的自然成果，屬于瓜熟蒂落的過程，也和這些年來我對語文的理解更新有關。

我現在更傾向于將語文課理解為“語文 ”。我認為“ ”的概念很好地闡釋了語文本身的特質和語文這門學科的功能。

首先，語文的基底是語言，而語言又是思維的體現。朱光潛曾在《詩論》第四章提到過，所謂“有話說不出”，“說不出”因為它根本未成為話，根本沒有想清楚。也就是說，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就可以說清楚，也可以寫清楚。從這個角度來說，語言和思維是同一的。

語文作為一門課程，它必須要有承載性的內容，就像其他學科也都需要使用語言來表達自己。所以，一個好的語文課，既是完全語文的，同時，又像一艘船，載著我們到各個地方去。狄金森的《沒有一艘船能像一本書》中有這樣一段：

沒有一艘船能像一本書

也沒有一匹駿馬能像

一頁跳動的詩行那樣 -

把人帶往遠方”。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比喻。如果學習語文就是“造船”，我們不能單單為“造船”而造船，這樣的話，“造船”本身會變成非常無聊的勞動，會讓人厭倦。一個好的老師應當能夠喚起學生行駛向遠方的渴望。

上課中的郭初陽。

為了達成這樣的使命，語文課就不只是學習教材那么簡單，它要有更豐富、更有趣的承載性內容。同時，它需要穿插通識教育內容，比如心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以及經濟學等。

新京報：這種“語文 ”的嘗試大概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郭初陽：這種嘗試主要還是從我離開學校之后才開始。出發點很簡單，為了激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覺得語文課是可以好玩、有趣，也是值得深思的。

新京報：當時是如何選擇這十堂課的主題的？

郭初陽：從這10節課的內容上來看的話，剛好一半文本是教材里的，一半文本是教材之外的文本。比如《珍珠鳥》、《愚公移山》、《項鏈》、《鞋匠的兒子》，還有《父母的心》，這些原本就是在教材里面的，另外5節課就是自選教材。

之所以會有自選教材，是因為語文教材的容量實在太有限了。當年我們做《小學語文教材七人談》，中國海洋大學的朱自強教授就認為，小學語文教材的問題總結下來就4個字：短小輕薄。篇幅很短很小，文體不分明，多以散文為主。

《小學語文教材七人談》，朱自強 / 郭初陽 / 徐冬梅 / 王榮生 / 李慶明 / 周益民 / 張學青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

如果老師拿這樣的教材來作為語文課的教學內容，學生從中獲得的營養會嚴重不足。因此，我覺得，學校里的語文課，語文書與補充教材的比例，五五開是一個恰當的比重，既充分考慮到語文本身的營養，也充分考慮到應試的問題。

新京報：你在每一堂課的文本選擇上，做了哪些考量？

郭初陽：之所以選擇這些文本，是因為它們兼具經典性與可闡釋性。例如，這本新書里面有一堂《愚公移山》的課。《愚公移山》是經典的中國傳統文化范本。我前后上過3節《愚公移山》的課，越來越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它有闡釋的空間。

《珍珠鳥》也是一樣。你既可以把它看成是簡單闡述人和動物之間相互信賴的一個文本，同時，你也可以從普通人不太會留意到的，比如從梳理作品中的籠子個數、對籠子本質的思考，以及小鳥到底有沒有離開籠子等層面來做延伸討論。

《珍珠鳥》，馮驥才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7月。

02 自由閱讀vs應試閱讀

“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

新京報：具體到每一堂課的設計，這本書也是超越了傳統的“八股”教學，更像是針對性的文本細讀 延伸討論。

郭初陽：對。文本細讀，英文里也叫做“close reading”。我認為它是一個語文老師的看家本領，或者說是立身之本。

一個好的文本，就像湖泊或大海，我們不應當只是在表面滑行，而是得跳進去游泳，深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間，才能有所發現。

讀書方法中有一名為“八面受敵”的精讀法，說的是，我們對待每一本書都需要用“一意求之”的方法，也就是說，一本書可以反復讀，并且每一遍都要帶著不同的目的去讀：

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蘇軾《與王庠》

可惜的是，我們日常的閱讀很多都是為了追求情節曲折的獵奇式閱讀，只是被情緒牽引，在文本的表面滑行。所謂的傳統八股教學，也只是談中心思想，標段落序號，沒有真正進入到文本中去。這樣一來，學生就會覺得無聊、無趣。

所以，一堂好的語文課，需要老師帶著學生進入文本內部，這樣，才能產生充沛的信息流，也才能吸引學生一直讀下去、聽下去。

新京報：能舉一個例子嗎？

郭初陽：我們以莫泊桑的《項鏈》舉例。小說的開頭有這樣一句，“她也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姑娘”。如果我們拿這句話做文本細讀，第一個問題就是，作者為什么在這里用一個“也”字。

“也”就意味著，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瑪蒂爾德并不是唯一美麗動人的女性。讀到后面，我們會發現，這個“也”指代的是佛來思節夫人。她是瑪蒂爾德在教會中學的同學，也是一個有錢人。小說的后來寫道，10年之后，瑪蒂爾德和佛來思節夫人再次相逢，佛來思節夫人依舊年輕，依舊美麗動人，但瑪蒂爾德因為操勞而容顏不再。

如果我們把這個故事放到更廣闊的文學源流來看，就會發現，莫泊桑很有意識地寫了一個“反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寫青春，莫泊桑寫的是衰老；《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寫的是借由愛情超越等級，莫泊桑寫的是漫長婚姻里的階層跌落（最開始瑪蒂爾德家里還有一個女仆，最后弄得連女仆都沒有了，自己變成女仆了）；《灰姑娘》故事里面講的是兩人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項鏈》里的夫妻二人用十年的艱辛還清債務以后，才發現項鏈是假的，辛苦是白費的，這是一個加倍的不幸的結局。

通過“也”的分析比對，我們就能知道，一流的小說家莫泊桑，在一開始就告訴所有的讀者，我也要給你們講一個灰姑娘的故事，但是我要講的是一個反灰姑娘的故事。

這就是為什么文本細讀那么重要，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文字訓練，就不會留意到這個“也”字的存在，也就不能進入到文本的深處，去理解小說更廣闊的意涵。

新京報：我最驚喜的是《社會寫作課》那堂課，教孩子們如何給《南方周末》投稿，讀下來感覺也是在培養孩子們的公民意識。很好奇這堂課的由來？在你的學生中，給雜志或媒體投稿的孩子多嗎？

郭初陽：這個說來話長。從2011年開始，我們要求初中學生每周帶著當周的《南方周末》進課堂。我們也在課堂上專門設置了一個讀報時間。

剛好《南方周末》有一專欄，專門開放給讀者來信，談論讀者自己關心的社會問題，或對報紙上討論的問題做一些回應。我們和《南方周末》當時評論版的編輯很熟，他們也都知道，杭州有一群學生，每個禮拜都在讀《南方周末》。

所以，我就想著學生們可以借著投稿，學習評論文的寫作方法。這也是《如何給南方周末投稿》這堂課的由來。

這么多年下來，這節課還蠻有效果的。在課堂上，我們不僅教學生研究評論文范本，還讓他們互換角色，分別從“撰稿人”和“編輯”兩個角色來研讀稿件。這兩種角色的眼光不同，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很不一樣。

從2011年到現在，我們的學生在《南方周末》上發了幾十篇稿子。主題也很多樣，比如說“路旁的梧桐樹為什么要把它砍掉”；“公交車可不可以停得離站臺更近一點”等等。

《公交車，請停近一點》：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夏梓涵同學文章。

這堂課也是“建設性寫作”的訓練，目的是告訴學生們，你必須要關注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同時，我們鼓勵學生要善于發現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這種不合理，往往也是很多人會面臨到的問題和麻煩。最后，我們還要求學生以自己審慎的思考和資料收集，來對這個問題做出看法層面的回應。

新京報：這套課堂實錄和傳統應試教育系統下的教材很不一樣，會擔心學生要面臨的應試問題嗎？

郭初陽：我曾經在學校教書12年，6年在翠苑中學，6年在杭州外國語學校。我對應試也不陌生。當年的翠苑中學語文組在應試方面，還是很厲害的。我們帶的那一屆初三學生就拿了杭州市中考語文的第一名。

現在我獨立出來了，不太需要考慮學生應試的問題。這也是因為，愿意來上課的學生，基本上都不是為了應試而來，遇到應試問題的學生，也不會選擇來我們這里上課。

郭初陽課堂上的學生合影。

如果一定要問我的看法，我希望學校里的老師能夠把應試閱讀和自由閱讀做一個清晰的劃分。比如說，這節課是自由閱讀課，我們就好好做文本細讀。下節課是應試閱讀課，我們就做考試的練習。

換個角度來講，自由閱讀和應試閱讀并不沖突。自由閱讀多了，學生的應試能力自然會變強，只是效果沒有那么直接。我打個比方，應試閱讀和自由閱讀都有點像跑步。自由閱讀像我們平時跑的馬拉松或者體能訓練。應試閱讀像跨欄跑。一個馬拉松跑得很好的人，在沒有接受任何跨欄訓練的情況下去參賽，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績。但馬拉松和體能訓練肯定能給他打下很好的底子。

03 教師身份再思考

“做一個幫助者、陪伴者和守望者。”

新京報：你在評述集里提到，最早你是偶然而成為語文老師的。如果選擇語文老師是偶然，是什么讓你在之后一直堅持從事語文老師這一職業？

郭初陽：回過頭來想，我覺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比如，我的母親是一名教師，我和我小學語文老師的關系也很好，今年教師節的時候，我還寫了一篇回憶她的文章。

那么說回來，當老師確實很辛苦，中間有一段我也短暫離開過，去做小學語文教材的批評和雜志撰稿。但回過頭來又繼續來做教育，我覺得是我自己成長了，同時，我對教師身份也有了不一樣的理解。

我剛從杭州師范大學畢業的時候，一心只想著逃跑。現在我卻覺得，老師或者說語文老師，簡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職業。

郭初陽和他的第一屆學生合影。

首先，老師是服務他人的職業，但不同于其他服務行業，老師面對的，都是最年輕、最朝氣蓬勃的一群人。也就是說，這個職業本身讓人感到年輕。

同時，當一名老師，還能讓我對人生的可能性保持好奇。比如說，你的學生小時候是這樣的，但長大后變成完全不同的樣子，從事著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職業。這就會讓你感到人生的可能性太玄妙了。

再者，當老師還有個好處，就是能夠完全沒有功利地希望一個人有所成就，希望每個學生都能有好的發展。這是一種很好的心態。我也愿意長期當學生的幫助者、陪伴者和守望者。

最后，一個好的老師也可以獲得長期的友誼。像去年國慶節，我重新給我帶的第一屆翠苑中學的學生上課。他們現在都是中年人了，小孩也都上小學了。那堂課最后變成，我給我的學生和我學生的小孩一起上課。

2019年10月，郭初陽給他的第一屆學生和學生的孩子上了一堂《小王子》。

新京報：從體制內到體制外，你對教師身份有哪些不一樣的思考？我記得你之前也曾做過一段時間的編輯，后來為何還是選擇回到教師身份？

郭初陽：一個詞，自由。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發現我厭倦教書了，尤其是天天要處理冗雜的事務性工作，還要抽身處理學生打架的問題。后來，我和幾個朋友聊了之后發現，自己其實還是蠻喜歡上課的，厭煩的只是無謂消耗的那部分事情。

體制內的老師只能教別人規定他們要教的內容，對于教什么、怎么教，都不太有選擇權。離開了體制，我發現我可以上我自己想上的內容，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來教。這樣一來，我作為老師，就有充分的選擇權，只需要學生認同、家長認同、市場認同就可以了。

當然，自由本身也來之不易，要付出很艱苦的勞動。比如，教材全部由你自己來研發，課程需要獲得市場的認同等，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新京報：在你二十多年的教師生涯中，誰或者誰的教育理念對你的影響最大？

郭初陽：如果只能選一個人的話，那肯定是美國教育學家斯蒂芬·克拉生的《閱讀的力量》。我還專門寫過這本書的書評。

克拉生是南加州大學的一個教授，他對語文教學做了詳實的調查，發現常規意義的篇章講授、語段閱讀等直接教學方式對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沒有功效。他在書里說道：“大部分老師花了大量時間，在課堂上教字詞句、語法規則、語文知識、閱讀方法，基本上是浪費時間，遠不如讓孩子自由閱讀成績更突出。”

這本書的發現很刺激我。當時我們都很驕傲，我們的學生拿了杭州市中考語文的第一名。但這項研究發現，我們這種做法雖然能讓學生取得好成績，但無法真正促使學生在閱讀上的進步。

后來，這本書也成為我們課程建設的奠基之作，每一年也都會推薦給家長們閱讀。作者在書里提出了自由自主閱讀（Free Voluntary Reading）的概念。他發現，只有那些“沒有要求、沒有任務、沒有壓力、不需要講課的閱讀，才是提高語文能力最有效的手段”。

《閱讀的力量》， [美]斯蒂芬·克拉生著，李玉梅譯，王林審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2年1月。

新京報：最近，家長群事件也引起很大的輿論反響。你有關注到嗎？隨著微信家長群的普及，老師和家長的關系更加劍拔弩張了。這次事件也延伸出學校與家庭之間的責任權利邊界。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郭初陽：微信是一個工具。既然它是工具，就看我們怎么來使用它。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用的是最傳統的短信，來和家長交流。但微信群的趨勢很難抵擋，后來我們也建了家長群。

我對家長群的看法主要分這幾個層面。首先，這個群的功能更多是做通報，讓家長了解基本的情況。它不應該用來捆綁家長，或是用來對家長下命令，尤其不能要求家長打卡。其次，老師不能把教學的擔子轉嫁給家長，比方說100斤的擔子，我挑80斤，家長挑20斤，這也是很不恰當的做法。

如果雙方能保持基本的原則——不增添負擔，沒有硬性要求，不轉嫁壓力，那么，我們還是能很好地利用“家長群”這樣的溝通工具。我們自己的家長群就一直很好。因為這個群沒有負擔，我們只是通報家長上了哪些內容，穿插對家長問題的解答，比如應當選一些什么書，什么書的版本比較好。平時的氣氛也很友好。

學生家長主動要求出演《李爾王》。

04 理想的語文教育

“好的教育，不應該囿于學校。”

新京報：這幾年，你一直在做非學校化教育的探索。你心目中理想的語文教育是什么樣的？現在達到了嗎？

郭初陽：吳康寧翻譯過一本叫做《去學校化社會》的書。這本書其實給了我們一個關于什么是“學習”，什么是“學校”的思考。學校是一個工業社會的概念。我們一直說學校怎么怎么好，但為什么學校導致這么多學生厭倦，甚至有人希望炸掉學校？

《去學校化社會》，[美]伊萬·伊利奇著，吳康寧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7年9月。

對我來說，我是通過離開學校來接近教育的。今天有些學校恰恰成了離教育最遠的地方。當然，這也涉及我們對教育的理解，究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語文教育。

我認為，很多好的教育是可以通過自我學習來達成的。比如阿城，他就是在北京的舊書店里完成了語文教育。所以，很多時候，好的教育或者好的語文教育，其實并不需要老師。

但是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做常規性的理解。我認為，理想的教育，是學習的人有一顆渴慕的心，教授的人很想教，也具備教授的能力和經驗。同時，他們之間剛好就有一個我們稱之為“可教的時刻”。

這樣的教育未必一定要發生在學校里面。很多社會空間也可以被視為是學校或課堂。說到底，我們只需要一個空的空間，好的教育就會發生，因為自愿想來學的人就會來，愛教的人自在那里教。

新京報：2019年，全國開始統編教材的改革，也引發了不少爭議。我記得你在2009年的時候就做過一項課題調研，出版成《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你如何看待這幾年體制內的語文教育變化？感覺整體上是不僅教學負擔更重，選材也趨向保守。

郭初陽：用魯迅的一句話來講，叫做“城頭變幻大王旗”。我最近把新版的小學語文教材全部拿到了，稍微翻了一下，只有一個評價，換湯不換藥。

首先是經典文本的不足。其次是對某些名家名作的不明原因地刪改。最后，還有“三無”問題，沒有作者、沒有出處，沒有出版年月，甚至還出現了“自我引用”的問題。比如說，2010年版的語文教材中的某篇課文沒有出處，到了2019年的時候，這篇課文依然存在，但在引用處注明出自2010年版的小學語文教材。

小學語文二年級教材中《黃山奇石》一篇出現的自我引用問題。

新京報：今年年中，也出現了教材分性別的爭議。感覺性別教育、性教育在國內的教育體系中一直是缺失的。你有想過做這方面的拓展嗎？

郭初陽：2013年的時候，我參與編過一本叫做《讓性回歸常識》的書。我們當時回顧了民國時期的一本教育類雜志——《教育雜志》。這本雜志可謂包羅萬象，什么內容都有。1923年的某一期，就有性教育專號，整整一期，大概十幾篇文章都在談性教育，話題完全跟國際接軌，整體的觀念也蠻先進的。

我之前出的《課堂實錄》里面，講到契訶夫的《套中人》，教材里把它改成了《裝在套子里的人》，那節課我們也是很自然地涉及到了性教育的話題。

我一直認為，性教育是基礎教育，應當完全學科化，但是現在幾乎沒有。同時，有些家長的性觀念也很落后。比如北師大出的性教育課本，因為涉及漫畫形式的男女生殖器，被部分家長抵制。我甚至覺得我已經有點跨界了，因為我本身是中文系出身，不是性教育的專家，但看到這樣的境況，都急得自己沖上去了。

新京報：接下來，在語文教育領域，你還想做哪些新的探索和嘗試？

郭初陽：我還是會繼續做語文老師，發現更多經典文本，然后用好的方式把它傳遞給學生。這基本上是長期的任務。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青青子；編輯：王青；校對：李世輝。題圖為電影《死亡詩社》（1989）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